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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媒体与司法之关系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03月29日

  禁于前 惩于后 这不该是一个两难的决定

  ——论当前媒体与司法之关系

  媒 体与司法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随着当下热点案件频发,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体壮大,媒体与司法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个曾被反复发掘的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着重强调“要构建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媒体作为公众的耳目对司法起着必要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个别媒体 的一些过度、不切实际、哗众取宠的报道对公正司法有妨碍之嫌。如果说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重在平衡媒体报道权,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公平审判权,那么这个平衡点定于何处,如何确定?这是法律学者们必须探讨和解决的。

  有 一点应该是社会的共识,那就是媒体的报道权不是无限的。无论社会怎样发展,都不会容忍媒体,包括私媒体,对案件、当事人、司法程序和审判过程的恶意、虚假和不着边际的报道。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反而下降,那种希望错误信息在广泛传播后“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尤其是在微博等私媒体出现后,信息发布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冲动也更为强烈,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审查往往弃之于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认可媒体对司法无限制的报道只会扭曲司法公正、蒙蔽公众视线,知情权和公平审判都难以实现。

  既 然要对媒体的报道予以适当限制,两大思路也就呼之欲出:或者禁于前,或者惩于后。禁于前,指的是在媒体报道发出前进行必要的限制,包括禁止媒体对某些特殊案件进行报道。而切断媒体信息来源的不公开审理制度,也可归于此类。惩于后,则不限制媒体的事前报道,而是事后追究媒体错误报道的责任,同时还可以宣布审 判无效,并重新审理。两种思路来自对英美国家制度的研究,各有利弊,讨论颇多。但如何梳理这两种思路,进而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所助益,似乎探讨的还不够。

  禁 于前必须审慎。政府的工作不能脱离百姓的监督,司法工作也是如此。媒体作为公众的耳目,对政府的监督功不可没。在美国,很早就有把媒体作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外的第四个部门的说法。如果公众不能了解政府工作的内情,无法了解选任官员的优劣,何谈选举?如果国会对法院、政府的运作不知情,何谈弹劾? 反之亦然。所以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提升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高度,确认言论自由本身已是民主政府的基石。我国的国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并不否定媒体监督的作用。相反,在现代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更应当通过媒体广泛而客观的报道来实现监督之实。

  古 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又云:“子产不毁乡校。”盲目地禁止媒体对司法的报道,与建立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理念背道而驰。禁于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可行。首先,标准如何把握?如果说以错误、虚假作为禁止标准,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很多报道在做出之前是难以完全核实,甚至是无法核实的。如果说以妨碍 司法公正为标准,那么怎样在报道还没有做出前来评估其影响力?这种影响到了什么程度才算妨碍司法?其次,实践中难以执行。在私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公众在微博上表达自己对某一案件的看法,怎样在事前禁止这样的表达?公众本身既是报道的发布者又是接受者,往往还是热情的参与者。要想对这样的热情和表达禁于前,恐怕只有大规模运动似的打压封口,否则难以实现。

  对 于某些切断信息来源的禁于前,却有充分的法理根据。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案件的不公开审理,以及匿名报道的原则,就很好地处理了保护未成年人、司法公正和媒体的报道权的关系。另外,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拒绝媒体旁听庭审,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即使在崇尚言论 自由的美国,法官也必须平衡言论自由和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对于报道的事前限制,如果确定是为了避免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并且是最小程度的限制,也是可以的。虽然这种模式无法挪用到中国,但启发却是有意义的:对于禁于前必须审慎,限于切断某些特定类型案件(未成年,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的信息来源。

  另外,美国法院对案件当事人及代理人的缄口令制度也 值得借鉴。在美国,如果法官认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向媒体的言论会对公正司法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则可以事前禁止当事人及代理人向媒体发布信息。事实上,有的巡回法院更降低了评价标准,即使言论对公正司法不构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只要有“合理的可能”妨害司法,也是可以禁于前的。这种评价标准的降低,在于 对案件当事人及代理人的限制,不同于对媒体报道的直接限制:本质上这仍然属于切断信息来源的禁于前。司法和媒体的关系处理关键在于找准各方权利的平衡点:媒体的报道权、公众的知情权及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既然法院、司法机构已经给予当事人提供证据,通过律师、代理人争取权利的平台,对当事人通过司法渠道外 的媒体战进行限制,也在情理之中。

  当 事人有意利用媒体影响司法审判是个新现象,在最近李某某的案件中表现非常明显。不可否认,媒体对司法的影响是存在的。这并不是说媒体的报道一定会左右司法审判的结果,但通过媒体报道后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公众舆论,势必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媒体对案件的一般性报道不同,当事人是案件中对立两方,主观色 彩最强,也更有歪曲、加工事实来为己所用的动机。这就难以保证向媒体透露信息时客观、属实。对于重大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甚至直接通过微博等私媒体来为自己赢得案件制造声势。要知道,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正常渠道是在法庭内,要根据诉讼法的要求提交证据、进行辩论,而不是靠炒作来赢得声势。

  通 过法律程序禁止当事人和代理人向媒体发布信息,并没有实质损害媒体的报道权和公众的知情权。媒体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关于案件的各方面信息,包括所有记录在案并允许公开的资料。媒体也可以采访目击者,亲身了解现场等方式获取发布的信息。另外,限制当事人及代理人向媒体发布信息可以只针对重大、有社会影 响的案件。根据学者对法官的媒体态度研究,这类案件往往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而且公众意见有明显的倾向性。有些媒体为了报道大多数人想看到的、想听到的,不惜歪曲事实、推波助澜、迎合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切断当事人及代理人传向媒体的信息流,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不健康的媒体倾向,引导媒体做相对客观、真实的报道,而公众的知情权也得到了保障。

  惩于后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和禁于前相比,惩于后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和对主观故意的要求。一般说来,对于言论发表之后的限制,是低于在言论还没有作出就加以禁止的。但惩于后, 也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在涉及言论的立法中,标准不清一直以来为学者们所诟病。试想,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言论是否满足一定的标准,而政府机构又有很大的裁量权,谁还敢保证对言论的打击不是基于政治目的呢?举例来说,美国曾经有很多州的刑法禁止憎恶性言论,诸如人身攻击容易导致冲突的言论。但这些立法几乎全部 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原因就在于憎恶性言论本身的定义过于模糊,没有明确的标准。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的司法解释中提及,利用网络发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按寻衅滋事罪定罪。如果解释能进一步地定义何为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澄清内涵,将在司法实践中收到 更好效果。

  惩于后更须加入对主观故意的考量。 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凡是关于公众人物或者公共事务的言论,如果构成诽谤,不但要求对名誉造成恶劣影响,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简而言之,就是明知信息虚假而发布,或者通过简单调查就可确定信息真假而故意不调查就加以发布。道理不难理解,公众人物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理应更宽容地对待公 众舆论,不能动辄以言论影响自己名誉而追究责任。同理,为了保护媒体、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监督,也加入了主观故意要求。否则公众噤若寒蝉,时刻担心言论因影响政府形象而担责,怎能监督政府提出意见?在这一点上,我国刑法上对诽谤罪的定义,以及“两高”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的司法解释,都明确要求行为人 “明知”是虚假的、捏造的信息加以散布,才能定罪。

  我 国很难照搬美国因媒体报道对公正审判产生妨害而宣布审判无效的制度。一方面,我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居主导地位,对媒体的报道相比于美国的陪审团有更强的抵抗力。法官是拥有专业素养的群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比之下,美国的陪审团由社会大众组成,而社会大众相对更容易受媒体 的左右。另一方面,因为媒体的报道而宣布审判无效是对司法终局性的严重损害,更何况当事人还有上诉和申诉的权利。

  总之,妥善的处理当前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促进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审慎的禁于前,在适当的情况下切断媒体的部分信息来源,而不是直接对媒体的报道权加以限制。同时,惩于后还须进一步的明确标准,坚持主观故意要件,才能使媒体公众不至惶恐,平衡好公正司法、报道权和知情权之间的关系。可见禁于前和惩于后,不是二选一的两难,而是相辅相成的媒体和司法良性互动的共同保障。 (作者,张申,系美国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旧金山办公室律师,选自人民法院报201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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